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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的零点

周晓枫

白的雪，红色的靴帽，黄皮肤的孩子在歌唱。结满金光灿灿的人工果实，圣诞树带来普遍的欢乐——MERRY CHRISTMAS，让我们赞美异族的神。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的父母是驻外武官。他不仅享受充分自由，拥有造型奇巧的糖果和文具，更以知晓遥远国度的事情而被我们羡艳。这个志得意满的小男孩热衷在课间举办智力测验或知识竞猜，以使优越感日日彰显。我清楚记得这道问题：“圣诞节是哪天？”全班几十个孩子，没有一个知道——学习委员哗啦哗啦地晃着铅笔盒，假装熟谙于心不屑回答。
二十年过后，甚至幼儿园的孩子都懂得利用商场促销的机会向父母要求一个圣诞礼物。平安夜，人们表现出意外的消费热情，餐馆、酒吧、舞厅到处晃动着在字母关怀下长大的新新人类。圣诞贺卡在邮政系统与网络世界里飞来飞去，传递给熟悉或陌生的手：你好呀你好，我爱呀我爱，快乐呀快乐。正如混沌学的描述，一只蝴蝶在北京上空扇动翅膀，将掀起下个月纽约的一场风暴；生活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境内的拿撒勒人耶稣，让我们聆听到他两千年以前敲响的钟声。
仰起头，就看到童年蔚为惊叹的北展剧场的顶棚，我曾经多么迷惑于它庄严、华丽的装饰美学：中间巨大的罗马钟盘般的灯饰，散发出的柔和光晕将我笼罩，我错觉自己仿若置身黄昏的教堂——尤其今天这个日子，圣诞节。多少只手在悠扬的管风琴中集体翻开《圣经》，幽暗的烛火旁又有多少双孤苦的眼睛——隔山隔海，幸福与悲苦的人们向同一个神祷告。
这种幻境似的想象很容易打破，当我平视前方。光怪陆离的舞台灯闪烁，鼓点有力地敲击着，我知道，零点乐队的演唱会就要开始了。

我从感情上排斥重金属风格，情绪上夸张到变形的宣泄并不合乎我的口味。喜欢和内心有关的音乐，特别是带有神秘感。
若干年前的一次停电，我抱着用电池支撑的录音机整夜不停地听ENIGMA。来自布加勒斯特孤傲的音乐家Michael cretu令我震颤。磁带每转几圈，机器就像旧伤复发似的发出咝咝噪音。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夜晚，我是春天和音乐的俘虏，面颊湿润，不知道自己的泪水是因为被伤害还是被安慰。耗尽能量的几节电池零散地掉在地上，月色中反着光，像被黑暗一一拭亮的子弹。此后的几个月，这盘磁带几乎占尽我所有的独处时间。对ENIGMA过分迷恋，我常常担心带子上的氧化铁粉会过早脱落，带走那些旷野上的声音。
除了ENIGMA等少数几个乐队或歌手，我很难长时间热爱谁的音乐。尤其是中国当今歌坛，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与艺术无关。你一说话就付钱的地方是电话亭，他一开口就收钱的地方是演唱会——两者都以读秒的方式。下潜到他们歌声的最深处，不会超过喉咙。相比之下，零点乐队的表现说得过去，我倾心于他们早年歌曲里的力量以及力量中的柔情。听听零点乐队的歌儿，可以破除保守的前辈们对摇滚的不良偏见。蕴藏在独特的动人旋律里，你还可以从他们的歌词中听到很多道德的劝诱。
想起摇滚乐最初到达中国大地的年代，我一位年长的朋友对这种另类的声音极度反感，他表态说：“这简直是魔鬼发出的声音。”

魔鬼始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角色。他在窗外恐吓胆小的孩子，引诱纯洁的新娘，把寒光闪闪的刀递到谋杀犯的手中。他是恶梦的供货商，邪念的哺育人，恶劣品德的爱好者和推广家。他把渴饮的嘴唇贴近鲜血，把指甲弯曲的手伸向跳动的年轻心脏。我们猜不出魔鬼隐身的地点，也看不穿他装扮后的面貌——他可能放弃他的怪兽坐骑、古怪的饮食，放弃丑陋的犄角和灰暗的皮肤，惟一保留下魔鬼身材，然后以旷世美女的绝色向我们微笑。
看看魔鬼教会了我们什么：卑鄙、野蛮、贪婪、淫荡、冷漠、嫉妒、悭吝、自私……再看看他为世间准备的礼物：疾病、贫穷、战争、饥饿、灾祸、偷窃、凶杀、谎言 ……所有不端都由与魔鬼有或多或少的纠葛，是他，让我们原本如婴儿一般无辜无暇的身体上隐现污点。我们把自己不想也不敢负责任的缺憾和错误统统推卸给魔鬼，他欠着所有人的债。
我想不明白万能上帝为什么不消灭魔鬼而放任他出入我们的生活。是上帝不够爱我们，还是他觉得魔鬼没有足够坏，坏到他可以使用杀戳这本来隶属魔鬼的手段——抑或，他与魔鬼之间进行过某种秘密的交易，使上帝不得不暗徇私情？

摇滚乐的出现和牛仔裤、比基尼一样，代表一种反叛。融合了“节奏与布鲁斯”、“乡村与西部”这两种当初都不在流行乐主流之内的曲风，摇滚乐受到青少年听众的欢迎。1955年，B·哈利的一曲《围着钟摇吧》被着重描绘成人与青少年代沟的电影《一堆混乱的黑板》收录，从此，摇滚乐就成为年轻一代与上辈人隔阂的象征。孩子很快会长大，人们也不会对一件事物保持永久的震惊，摇滚乐花费了不算太长的时间取得流行乐的重要位置。
1999年葛莱美颁奖典礼上，珍妮佛·洛佩兹一袭“门户洞开挑战重力”的绿色礼服，其大胆暴露突破了常规。回想比基尼当初的冲击力，以及今天它作为最基本的泳装样式被普遍接纳，我们察觉不出其中的叛逆成分何时消失得这么干净。当一个原本尖锐的处于边缘的物质被包围，直至成为拥护的中心，它必然失去用以对抗的锐角。
文艺台一遍遍应广大听众要求播放着零点乐队的《别误会》、《爱太难》、《爱不爱我》……他们摇滚得多么温顺，多么抒情，多么的被我们认同。
那么，谁还依然代表谁站在生活前线进行着尖锐的反抗，或者谁还在貌似的服从中暗藏埋伏？

不知是否存在一本与《圣经》对立的《魔鬼之书》在世间秘密流传，对上帝的作派进行嘲弄和抵毁？不驯服的魔鬼负隅顽抗，从来不曾在上帝的感召放下武器——黑暗的大地上，他飘扬的斗篷像一面战旗。
一个基督徒在野外遇到了饥饿的狮子，他慌记跪下祈祷：“上帝，求你救救我吧！”他发现狮子也跪下来，和他一起赞美上帝：“啊上帝，感谢你的拯救，及时为我送来食物！”那么这究竟是谁的上帝，谁的魔鬼？什么样的牺牲作为必须，什么样的残酷又可以被宽恕？
落魄诗人乐于提及他的贵族血统来弥补现在所不具备的荣誉，而魔鬼肆意妄为令我们遗忘他的出身，这似乎也是魔鬼自己刻意要回避掉的——他的故乡在天堂。这个堕落的天使，不禁让人对天堂的纯洁性产生怀疑。作为一个异端分子，魔鬼失去荣誉享有自由——难道天堂是个礼法森严的社会，比邪恶更严重的罪名是忤逆才造成对魔鬼的声讨？
魔鬼曾狂妄地企图篡夺上帝之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也许魔鬼只是上帝个人的对手，而今却被指认为全民的公敌——上帝是很会发动群众运动的领导。

我希望零点不是那种靠一首歌脱颖而出、此后全仰仗它的利息过活的乐队。我看见某歌星每每出现总是卖力气地试图唤起听众对他成名曲的记忆，并在周围善良的掌声中获取安抚，就觉得没有比此种捍卫更让我觉得他成名的偶然和不应该的了。零点的专辑阵容比较整齐，有一些值得听取的歌曲，体现他们的创造激情。如果说弱点，一些歌词不如旋律具有冲击力，雷同的表达需要克服。我听到的一直是零点自创的歌曲，但这个演唱会上，他们翻唱了一支别人的老歌：《野百合也有春天》。事实上这个圣诞的夜晚给我最大触动的正是这首歌，因为它与我的成长密切相连。
十年前，还在读书，与我们同龄的山东大学广播员特别偏爱两首歌，一首是邓妙华的《心灵之约》，另一首就是罗大佑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贯穿整个大学时代，从中午懒散的打开水的路上，到黄昏空旷的晚自习学生尚未到来的教室，有人在头顶永不放弃地歌唱：“我爱你、想你、恋你、念你，痴心永不移，难道你忘了过去、过去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你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宿舍楼下，学生恋人们紧紧相拥，好像他们随时要离别；操场后深夜的树丛里，初范者呼吸不畅地偷偷伸出探索的手。爱情正在彼此的消耗和磨损中顽强生长，就像魔碗里溢到碗口的粮食，从来不因咀嚼而减少。校园里的孩子，样子就像一群笼子里忙忙碌碌的小动物——书本真理常常并不能对生活提供切实的帮助，影响甚至是负面的，谁能保障他们在丛林中的未来？
而我敏感的孤独的危险的最后的青春，也伴随着罗大佑歌声里的沧桑，一天一天，被消灭。我很快凋谢，野百合的春天业已远离。

教堂的哥特式尖顶映在湛蓝的天里，就像古朴的避雷针，风雨中，它象征安全。三两只失去归航能力的鸽子停歇在回廊里，嘀嘀咕咕，转动亮晶晶的眼睛。茂盛生长的春藤覆盖墙面，昆虫沿着叶背复杂的脉络地行进——那布置在阴影中的小巧的绿色迷宫，设计有意义不同的出口，从碎钻似的阳光，到壁虎蓄势待发的舌头。山东大学的新校和老校之间矗立着这所古老的洪楼教堂，我看见心事重重的自己停留在门口，为那些高大的岩柱所吸引。它们高大得令人敬畏，很容易联想起上帝至高无上的权柄。
隔着饰花的铁栅栏我张望那些前去礼拜的人们。钟声敲响，我愿自己也能和那些虔敬的圣徒一起释去苦痛。上帝的宽恕使人重获新生，但我对忏悔的态度比较游移。牧师说：你赞美上帝，那么上帝就赞美你，并且赐福与你——如果罪行只要让上帝明了就等于减轻等级，那么上帝主要关心你否绝对信赖他，罪行相比之下倒无足轻重；这样看来上帝像名犯有包庇罪的执法者，他收受感情的贿赂。看过一部欧洲电影，故事描述一个神甫如何在犯罪和忏悔的不断交替中度过终生——这里存在某种微妙的转换关系。忏悔具有释放功能，意味着准备为罪行付出语言而不是行动上的代价；某些坏人经过忏悔甚至重获作恶的力量，因为他对往昔已完成总结性的交待。
我应该把已经不忠的自己交给上帝管理吗，上帝会对落入法网的我不经审判地进行惩罚吗——藏着自己秘密的哀愁和罪感若无其事走过教堂，心里依然渴望神的护佑。
若干年后，我站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光滑明亮的斑岩上，凝望出自大雕刻家贝尔尼尼之手的著名祭坛。祭坛上方的彩绘玻璃上，天使伴随下的一只和平鸽正穿越金色云雾向我们飞翔——阳光映衬，这幕景象呈现出极强的真实感。但在迷惑的同时，我清楚意识到自己从未放弃自学生时代开始的宗教怀疑。

博尔赫斯在《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里，讲述一个名为吕内贝格的异教神学家，如何“在似乎已经透彻的圣子的概念里增添了有关邪恶和不幸的复杂性”。
吕内贝格替犹大辩护说：“圣子成为肉身之后，便从无处不在到了有形的空间，从永恒到了历史，从无限幸福到了生老病死苦；为了同这样的牺牲相匹配，一个代表全体人类的人必须做出应有的牺牲。所有的门徒中间惟独以色加略人犹大觉察到了秘密的神性和耶稣的意图。既然圣子可以屈尊成为凡人；圣子的门徒犹大当然也可以降格成为告密者，在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里委屈一下。下级是上级的镜子；人间的形象和天上的形象对应；皮肤上的斑点是终古常新的星座图像；犹大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耶稣。”
“禁欲主义者为了把更大的荣耀归于上帝，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肉体；犹大则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精神”，这个遭受谴责的神学家继续宣称，“犹大自找地狱，因为上帝幸福已使他满足。他认为幸福是神的属性，人们不该篡夺”。

以前的中国观众以不动声色著称，他们或许认为引而不发的含蓄态度才是富有涵养和见识的表现——于是，我很小就学会了在落幕时，以稀疏而轻缓的掌声来传达对节目的满意。后来，这么多年来欧美乐队的现场演出录相教育了我们，一些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歌手也毫不隐讳谈到对观众情绪的失望，自以为是的端庄竟被视作麻木——不仅没有艺术家期待的热情，我们甚至没有达到礼貌的底线。善于学习的新一代很快纠正旧习，制造出与国际接轨的现场氛围，鲜花、尖叫、泪水、站立以及正在酝酿中的晕倒……越大胆、越新锐的表露，才越能成为值得仿效的榜样。
摇滚乐最具现场煽动力。“孤独的灵魂找不到依靠，受伤的身体忍受着煎熬，寂寞在胸中压抑得太久，燃烧吧，心中的火……”当零点乐队唱到这首《无依无靠》，坐在前面的一个少女突然站在椅子上随着鼓点摆动她金红的头发。这是冬天，我看到她穿着白色吊带装裸露出来的优美的脊背。保安从远处伸出一根指责的沉默手指，示意她马上坐下。这提醒我，现场的激情始终在某种监控之下。很快又有逾规者付出代价。后排一对率先点燃打火机的情侣被保安从旁门带走，几乎是被押解着离开音乐许诺给他们的短暂的放纵。而陶醉着的观众无人注意到，刚才同悲同喜的同路人已被迫撤离集体的怀抱，就像歌词中说的，他们将“无依无靠”。事实上，在整个演唱会中，表情冷漠的清醒的工作人员都一遍遍在过道中间往返巡视，以预防可能燃亮的打火机。
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对孩子严加管教。

上帝好像管束我们的教师，他引领我们学习知识，掌握智慧，但也不许我们做小动作，不许窃窃私语，我们要按照标准答案填写人生的作业和各种考卷，力争向满分靠拢——但上帝总有教授不完的新知识，层出不穷的刁钻问题，长期得不到鼓励的我们几乎气馁；魔鬼有时就像教室外向你招手的玩伴，他按扁在窗外的鼻子当然不若上帝的形象正面，却更调皮有趣，更有亲和力。他蓄意耽误着孩子的学业，却并未受到孩子真正的责怪，除非是向上帝老师交检查的时候。
父母给予我们吃穿，我们还是会与之争吵，不满于他的态度和教育方式，觉得他们给得还不够。家长会后面对两张阴沉的脸，我曾希望自己是个被领养的孩子，失踪多年的亲生父母某天再现，把我彻底带离现在这个家——这样的设想让我对父母暗生报复似的快意。难道我们背弃上帝出于同样忘恩负义的理由？
上帝作为完美主义者，我们实在难讨他的欢心。婴儿的身上印有胎记，圣徒的心里也难免闪现欲念。基督教义说，人生而有罪。恶是我们天生的遗传，啊，该拿我们可恨的天性怎么办？王小波屡被删除的碍眼诗句把我们一语揭露：“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如果说我们是神的孩子，在上帝眼里，我们是最差的、最坏的起码是需要改良的孩子；而在魔鬼眼里，我们过于纯洁，过于幼稚，成了清白无辜的好孩子——是不是对荣誉的期许使我们转身投靠魔鬼？
信徒们诅咒接近魔鬼的人，但接近魔鬼的人无惧，他们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并对前者予以嘲讽：你们祈祷上帝，愿他老人家赐予好运和安宁，难道不是为了不劳而获？为什么人们不希望魔鬼到来，归因于魔鬼经常带来鞭子和恶梦，带来无端的处罚，所以人们宁可在黑暗中孤身一人——所以，正是魔鬼以实际行动教育你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而上帝口头上也这么说。
我想人类之所以受到诱惑，至少说明魔鬼的身上有魅力，手里有实惠。

从置地广场出来，准备去香港著名的酒吧兰桂坊坐坐。我发现街上异常热闹，警察奔忙着维持秩序，前进的拥挤人流中夹杂着许多怪异的面具和衣装，才想起这是1999年10月31号，明天就到了万圣节。
万圣节是传统的宗教节日，为纪念一切有名和无名的圣徒。中世纪，人们穿上动物造型的服饰，戴上可怕的面具，燃放篝火以祛除鬼怪。后来，移居美国的人，特别是爱尔兰人引进这些非宗教习俗，使其在19世纪后期风行起来。如今万圣节前夜变得比万圣节本身更著名，它已成为纵情纵性的一场狂欢。孩子叫嚷着“TRICK—OR—TREAT”（要恶作剧还是给予款待）敲门索要糖果，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淘气的男孩子会干些打碎玻璃之类的坏事。
我跟随着走在游行队伍中，周围远远近近传来口哨、欢笑和叫喊。一位可能来自西班牙的金发女郎大声唱起一首谁都听不懂的歌儿，走着走着，险些被及地长裙绊倒，她戛然而止的歌声后紧跟着放声大笑，旁边的男伴抱住她热切地亲吻起来。后面的人轻拍我肩膀，一回头，恐怖的血淋淋的魔鬼面庞已凑到眼前，吓得我魂飞魄散。两侧的酒吧点着南瓜灯，刚刚让服务员画好酷妆的一群少年横冲直撞地涌出来，他们的脸上闪射着金属的光彩。
走过两条街道，几个学生在路面派发着什么，我也得到一份。走到光亮处，才发现外包装的画面性感刺激：一对充满欲望的裸体男女即将碰触到对方的身体，旁边印着醒目的宣传词：“性完可再性，胜在套一套。”原来这是一个关怀与预防爱滋病协会在举办发送避孕套的活动。显然，热心公益的组织有所提醒和担忧。这种担忧是有数据依据的。调查显示，节日是人们做爱的高峰期，少男少女的初夜也往往发生在此时——灿烂的焰火照耀下，是黑暗房间里喘息中的狂欢肉体。
有些正统教徒对万圣节前夜持否定态度，他们说，它形同魔鬼的庆典。人们几乎混淆鬼怪节与万圣节，把它们当作同一个概念。为什么鬼怪节盗用万圣节的名声，亵渎万圣节的尊严，却受到普遍的原谅和欢迎？也许原因在于魔鬼从不对我们进行约束。德国古代迷信以为十字路口为鬼怪聚会之地——十字路口，这个地点具有象征性，意味着选择、未知和充分的自由度。我们难以忍受一世的苦痛修炼以换取过世后的完美，魔鬼给的是现世现时的快乐，他为堕落提供条件和信心鼓励。诸如男女私情，魔鬼操纵着许多令我们欢乐得颤抖的私鄙甚而带点肮脏的被上帝所放弃的欲望。

《粉墨登场》中京剧旦角的高亢调门一直穿插其间，与主唱周晓欧略略沙哑的声线相互映衬，有种别样效果，这也表现出零点乐队在取材和态度上的宽容。我想起一位乐评人的说法，零点的魅力在于它融合了刚毅与温柔、摇滚与流行、传统与时尚等对立的元素，使音乐能量达到更大的释放。可能这也是我接受零点乐队的一个原因。同一事物身上集中的矛盾力量以及由此生发的迥异理解常让我既迷惑又迷恋。
乐观主义者说杯子里有半杯水，因而喜悦并满足；悲观主义者说杯子的一半是空着，因而伤感或绝望——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在于，让人产生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情绪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
有人不忍看到笼中小动物的痛苦挣扎，便花钱买它放生。然而他的善良成为悲剧的起源——受到启发的鸟贩子认识到新的发财门路，除了贩卖观赏鸟给闲情逸志者之外，他们还专门捕捉原本忽略的麻雀，专门供给怀有爱心的人放生之用。销售渠道的畅通，使更多原本自由的小动物受人类的爱心所累而落入陷阱。此种放生是善是恶？
幼年的我曾因无知而闯祸。我知道，风可以熄灭火种：爸爸点完烟轻轻一吹，火柴灭了；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说，森林里刮来的风吹灭公主手里的蜡烛。我用火柴点燃落叶堆中的一片，当柔软的火苗开始缓慢地舔食叶齿，我凑上去鼓起腮帮想把火吹灭。谁知，火焰瞬间膨胀起来，迅速蔓延，不一会儿就覆盖了整堆落叶。风到底是火的敌人还是帮凶？我望着巨大的火堆，以及随灼热气浪上升的余烬散发出的通透光亮，瞠目结舌。

为了得到浮士德的灵魂，摩菲斯特不惜跟随浮士德漫长的一生，成为他有求必应的仆从——魔鬼赋予灵魂最昂贵的价值，从没有谁这样尊重过人类的灵魂，包括人类自己。浮士德最后终于说出了“你真美啊，请停一停”——魔鬼赢了，他遵守契约，为此付出苦心孤诣的努力。不守信的恰恰是上帝，他派天使窃取了浮士德的灵魂，以貌似正义然而并不确凿的理由。摩菲斯特发出了哀鸣：“而今叫我去向何人诉苦抱怨？谁帮我夺回得来不易的权益？”我们从不计较，只要那出自上帝的手笔；我们从来苛刻，只要是魔鬼的失误。
上帝和魔鬼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血亲联系吗？也许他们是一对兄弟，不知领土能否顺利落入长子之手也许是争端的起因。如果没有魔鬼的威胁，我们怎会如此需要上帝？从这个角度看，魔鬼已成了上帝潜在的支持者——他简直成了上帝的托儿！某种令人起疑的共谋关系，让我们萌生恐惧。
在《圣经·旧约》最古老的几个版本中，雅卫（即耶和华）是宇宙之王，善与恶的支持者。但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撒旦——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对抗者”——与上帝的形象一分为二，成为万恶之源。这是一个可怕的联想，上帝为自己设计了巧妙的分身术，为不受称赞的部分安排了一个替身；在不方便的时候，他让这个魔鬼替身上场，以确保自身的名誉安全。魔鬼是只替罪羊——这甚至在绘画上已经留下线索，山羊常常是魔鬼的出场形象。上帝和魔鬼难道不会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吗？
翻开《圣经》，许多熟悉的故事如果隐去上帝伟大的名字，把注意力集中到情节本身，你会发现令人震动的内容。伊甸园的和美其实是上帝愚民政策的成功运行，他为了阻止人类和自己一样聪明，对亚当说食善恶果必死——我们认识到，上帝擅长欺骗。人类探究真理的勇气被指认为偷窃，受到来自上帝的惩处——只有愚鲁不智才能为他老人家接纳。正是上帝对礼物的挑剔和不公，致使该隐因妒杀死自己的兄弟，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桩凶杀案。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权威，上帝拿他忠诚的仆人约伯打赌，听任撒旦对约伯百般折磨，让约伯失去财产，从头到脚长满毒疮，饱尝苦痛……在心计和手段上，上帝和魔鬼有时看起来如此相似，他们到底有什么绝对的界限？

在零点乐队的演唱会开场之前，我想起一件要办的事，怕忘了，就拿出记事本写上几笔。我旁边的一个少女惊讶地问我：“你要采访吗？那就采访我吧。”我向她笑笑，她真年轻。我在她这个年纪过分羞涩，常常怯场，见到话筒就像见到一颗即将引爆的手榴弹。这个热情洋溢的女孩经常在零点乐队歌曲之间的演唱间歇里呼喊键盘手朝乐蒙的名字。我难以判断朝乐蒙是不是她的朋友，据说狂热的追星族会把偶象当作情人来呼唤，并让虚幻激情占据生活的实际位置。
唱到《燃烧》一曲时，女孩站起来，大声鼓动观众集体站起来以渲染气氛，可能由于她昂扬的嗓声听起来太过夸张，没有什么人响应她的号召。她只好寂寞地坐下，好像受了什么委屈。她向我抱怨：“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劲？！”
直到零点乐队的经典曲目《爱不爱我》的前奏响起，全场才爆发出空前的团结。千百万人异口同声地询问：“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倒听出一种有若革命激情的群体天真。我想起孟京辉导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那里有一段动人的歌词：“在大地的黑暗里，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我的声音有纯洁的力量。”

演唱会结束。回家路过的酒吧无一例外，门口闪耀的霓虹拼出MERRY CHRISMAS，啊，本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就要结束了。不远处树立着倒计时钟，上面红色的数字无声地跳动，揭示出时光残酷的流逝。倒计时，就像一个倒步行走的人，总给我某种不安的预感。当我们强调这是“本世纪最后一个”的时候，除了商业化的销售或拍卖之外，我们到底想强调什么，唤醒什么？珍惜，还是恐惧？一颗流星从天边划过，我只注意它短暂的弧线，忘了许愿——正如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我们来不及成长。
在这个夜晚，发生了一些我们见怪不怪的事情。菲律宾警察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执勤，他们的任务不是派送礼物，而是一部分人随时准备好手铐和子弹。一架从尼泊尔起飞的班机遭到劫持，已有人质遭到枪杀；由于找不到接应的地点，这架飞机在空中盘旋着，劫机犯乌黑的枪口对准下一双惊恐的眼睛。一种名为圣诞幽灵的电脑病毒将在今晚登场，衣袍的阴影将瞬间穿越网上的千山万水，它不动声色，按动孤独者的门铃。
我在挂历上打了一个勾，这个圣诞节还有几分钟就过去了。习俗里可能包含着寓言，圣诞老人习惯把礼物放在袜子里——被践踏的地方，正是神放置恩宠之处，但愿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激励，而不是戏弄。我不知自己是否忘恩的人，也许神不是没有赐与礼物，可惜，我的良心像一只漏底的袜子。这是神子的节日所以神奇，此后是隶属于凡人的平庸时光。挂历画面是几个天使，和善地微笑着。我私下里觉得天使天真得有点儿笨，保姆般红扑扑的脸，腮帮子鼓得跟吹气玩具似的；印象里魔鬼要狡黠一些，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三国“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往往夸人品德，说心好得像天使；夸人才能，说聪明得像妖精。赵汀阳先生认为：“真正的哲学一点都不像上帝，却有一点像魔鬼——上帝什么都不值得一想，魔鬼才需要动脑筋。”还看到过诗人兼评论家陈超的话：“我们知道，天使是美的，撒旦是丑的。但我们也知道，天使永远只能是个孩子，长不大；撒旦却能经历地狱之苦，是位成熟的英雄。”不知道越来越多为魔鬼的辩护词到底是因为我们的清醒还是我们的堕落。
圣诞节的零点，我熄灭台灯，眼前是一片熟悉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