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书》游戏特色内容介绍

《黑书》也许可以算是一部侦探小说，一部有凶杀案而不指明凶手是谁的侦探小说，大方的作者让读者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发现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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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书Zwartboek (2006)
导演： 保罗·范霍文
主演： 德雷克·德·林特 Johnny de Mol Garrick Hagon
类型： 惊悚 / 战争

内容：在二战快要结郭束肃的时期，在必荷兰恒战曾刹场趟上幸舱存下积来热的德国犹太女蔫扎孩蕾切舜尔瘩·斯幂坦逃恩，加入了荷阀哮兰染地下抵抗诊组织想找贷症出胁那织个背堕迈叛厩的人些，鲤她债所有家百庭牌成丈员在澡解放痒南部的斗薪争熏中引由常于此才人的援置出奄卖而全部席被害芽。刚刚源从炮廓战场所中逃脱剧出娱来的她为了倪藏身宫，当了一吁欠名出色癣的歌手有。但，开当袋这位噎漂酚持亮幸的犹太女杜歌手盘蛇藏身憎的蔗地兆方被遂炸处后，她你无峪路可走袄，便谢随另屑兼一振群犹太莫难暴民湍去逃亡。但冈是，颇迂他猩们的缺船舞在栖中途被德国糟的巡亢嘘逻隆人寿员发现曰叼，循难民抵们恨都被蝇杀害枪了，剥只余有蕾雌切似尔溶活下穴来醚。譬砚她埃进入禹到德国掖诌队伍当蜜爹中，苑化名爱彰丽丝娶，以口使敲和德国杨人相饮处一。一鄙位禄搐德仲国军官怎对藕螺爱丽由丝很兢好荫，还为涝她档安恨排了枚个型工作捌。加荷兰批妨抵抗私肇组怒织要营救自您己犹一被氮俘的桅人，让爱蹿丽丝歌帮助庞，但匀是，这个阅计划被叛萎徒氧得知了。拯德找军闸方姓面与遏荷兰淑抵抗欠已组织烃都把矛她视为郑敌岩人蚤，绣她又仑涂一次收陷俭入会绝境。一进直稍爱护蚁她的瞩拾那悬位询德编国旺军三官与针宛她一起馒志逃离冻并乖躲方了起衰夜来，等管待着战争渠结束。扳而结束偏了战争，却寺并没有杭鲜给爱丽恬丝基带来瑶自荫由，唇因为卷每一宝个幸存者殊在一垫定绩程度上都是有游罪的，蜘而她，穴低而必滦须咀找馅西出那个帐新叛锌徒木……

关于电影：《黑皮书》是保罗·范霍文和老搭档杰拉德·舒伊特曼（Gerard Soeteman，《纳粹军旗下》的编剧）再度联手炮制的二战题材电影，以罕见的快节奏、浓墨重彩的性和复仇、层层叠起的悬念吸引人心。《黑皮书》延续了范霍文人文关怀和惊悚悬疑气氛并重的电影风格，区别于战争题材的控诉反思，没有以往同类题材电影的沉闷压抑和无法摆脱的思想包袱，从特定人群着手，揭开一个被忽视的历史真相，情色、动作有其采用的必然性，而且效果颇佳，娱乐观赏性也很强，毫不庸俗肤浅。保罗·范霍文和杰拉德·舒伊特曼在剧情编织上设定的唯一原则就是尽可能地好看而不流俗，那种紧密围绕“反思战争”、“荷兰情结”、“抵抗运动”等的惯常打法被全然搁置一边，整个故事集中笔墨浓重书写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动作性很强的情节剧，如此反而相当好看。

是天才还是俗人？保罗·范霍文经常模糊这两者间的界限。想必大洋彼岸系统化的运营机制严重束缚了这位“以表现人性恶著称”的个性派电影人，因此，在好莱坞严重水土不服后，保罗·范霍文返回故乡以母语摄制的《黑皮书》多少有些“归复原点”的意味。在宣称“我不能充分地表达自我”之后，这位68岁的电影制作者回到他的祖国荷兰，在1983年之后首次制作他的荷兰语电影。他承认在好莱坞体制之外拍摄电影在资金上永远是个挑战，但所获得的自由值得这样做。

这部融惊险、刺激、悬疑于一体的故事中的很多元素在好莱坞电影中并不鲜见，保罗·范霍文更凭借在好莱坞二十余年的打拼将商业片中磨练到熟烂的那一套表达移植过来讲述二战故事。其实早在1970年代末期，当保罗·范霍文和杰拉德·索特曼为他们以前的一部电影《纳粹军旗下》搜集资料时，他们即找到了《黑皮书》一片的最初雏形。他们在荷兰学院寻找关于战争的文件时发现，抵抗组织秘密地同德国军官（在电影里是蒙茨，而真实人物是Münt）进行交易，有时地下组织会以珍贵的邮票和停火协议来交换俘虏。“在影片中的德国将军看来，Münt当然是在‘同敌方谈判’。”范霍文说，“他试图同抵抗组织达成交易，这样可使得他们停止对德国军官和士兵的狙击活动，而有的交易也确实成功了。”而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建立在几个真实女性的原型之上改编而成。范霍文经常将女性角色设置为积极的主角或同男性一样突出。“我认为这是我所呈现出的最令人同情的女性角色，《本能》里的Catherine Tramell是如何的有魅力和性感，但她同时是个十足的恶魔；而《绝命飞轮》和《艳舞女郎》里的女孩则是彻底的机会主义者。而在本片里，我们的女主人公则不是投机分子。”除此之外，保罗·范霍文超脱好莱坞的地方，更在于尽管有苦痛，电影的气氛却既沉重又轻灵，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悲凉。

人性的灰色地带：
杰拉德·舒伊特曼的剧本让电影有了史诗的美誉，但这却是一部女人的战争史诗。除了老套的“男人的战争，女人的牺牲”之外，后半段的转折更加出人意表。看似正义的战争，实际上表达的是人性的善恶。保罗·范霍文在此触及到人性的灰色区域：敌我双方和解甚至交融的可能性，电影里没有简单的英雄或恶棍，没有简单地将对阵双方一分为二。在一次采访中保罗·范霍文曾说，片子的剧本他和编剧一起研究了很多年。在荷兰的历史上，那个年代的很多事都被刻意回避了，没有人谈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很多人都有一个盲区，他们的经验都来自一些正统的电影情节，是非黑白似乎阵营分得很清楚，但是实际并非如此。而在现今的政治气候下，任何美国工作室能不会允许范霍文去拍摄如此一部在道德上不合情理而又模糊的片子。范霍文说：“我完全同意，美国政府里都是信奉正统基督教和新保守主义的人。布什的教条就是：敌人都是魔鬼恶棍，而这些魔鬼和恶棍都没有任何人性，这一观念在过去的六年里极为盛行。在《黑皮书》里，认为敌人也有人性的观点是被接受的，而对敌人的同情和怜悯并非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事。我不相信关于人性的黑白分明的观点--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好坏的混合物。将你的敌人称为邪恶的即意味着你用不着再考虑他们。”

关于演员：
《黑皮书》最大看点是女演员卡里斯·范·侯登的出色表演，这部片子成全了她。年仅29岁的卡里斯·范·侯登将自己投掷于主人公的生命之中，她那张含义丰富的脸能在恐惧、挑衅、任性和同情之间自如游走，她足智多谋，甚至在音乐上也有一手，她几乎能玩弄游戏范霍文和他的编剧强加给她的一切。观众会不自觉地被主人公所吸引。访谈时问卡里斯，为什么保罗·范霍文会选她作女主角，她说，她猜保罗·范霍文需要的是一个有神秘感的女人，而不仅只是袒胸露乳。她说在准备演这部片子的时候，她要做的，是赋予这个角色女性的力量，不要矫揉造作，不仅仅是个英雄什么的，而是一个女性，而且是让观众喜欢的女性。

“我强烈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卡里斯·范·侯登，这部电影就不会成为可能。”范霍文说，“她给影片带来如此之多的东西以至于她将一切都粘合在一起。当你在精神上会怀疑这个女人身处其中的处境时，她却会使你愿意追随她。我非常感谢这个女演员以及她出身在荷兰。”

花絮：
·导演保罗·范霍文和编剧杰拉德·舒伊特曼几乎是长年搭档，而为了这部影片，两人共同为此片构思筹备了近二十年。

·本片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导演保罗·范霍文的亲身经历。

·影片投资1600万美元，是荷兰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影片。

·身为导演的保罗·范霍文也是该片制片人之一。

·这将是范霍文自1983年离开祖国后拍的第一部德语电影。拍摄地选在荷兰海牙和鹿特丹东部，而且全部选用荷兰本土演员和工作人员。

·电影是基于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改编的。为此保罗·范霍文和编剧杰拉德·舒伊特曼两人共同构思了近二十年。

·片中的歌曲都由卡里斯·范·侯登亲自演唱。

·卡里斯·范·侯登说她认为最难受的几个镜头一是进棺材；二是切鱼头，还被在水里的蚂蟥咬了；再就是最后那场淋“大粪”的戏。她说她没想到这么难适应，到了片场的时候她还很乐观，随后她发现在小拖车里放着几朵花，还有一张保罗·范霍文太太给她的卡，上面写着：“祝你今天好运。”当时卡里斯就想，完蛋了，要是她这么说，就是真要出事了。而且是很糟糕的事。淋“大粪”的时候她还对保罗·范霍文说这个你也要自己来试试，一会儿我拍完了你就来，结果最后拍完她给忘了，回到家哆嗦了一晚上，缓不过来，太难受了。

·影片的预算为1千6百万美元，是迄今为止最贵的荷兰影片。

·当国外的许多投资公司所许诺的资金没有兑现的时候，这部电影在2004年几乎陷于流产。但到了2005年的秋天，当一笔1千6百万的资金终于注入时，该片又起死回生。这使得剧组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大部分的拍摄。

·由于电影的拍摄超过了预期的时间，这使得本该出现在一出舞台剧上的卡里斯·范·侯登不得不重回制作工作。因此剧院成功地将《黑皮书》的制作公司Fu Works送上法庭，因为卡里斯·范·侯登的缺席而使得该戏剧延迟上演了几个月。

喜欢奥尔罕的写作风格，他用时间的流转叙述发生的事情，却又突然出现一幅静止忧伤的画面。比如：“从敞开的窗帘望去，外面雪花纷飞。”或是“卡里普关掉公寓里所有的灯，屋里只剩清晨积雪反射的蓝光。”读起来仿佛在一片忙乱、对西化不知所措，面对过去未来手舞足蹈的人中发现一个忧伤平静的眼神；在作者所构造的复杂建筑重头一眼窗外的雪景，已故忧伤的幸福便传达给读者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又仿佛在观看两种不同时空的碰撞，雪存在于一个时空，而人们在另一个时空，时空之间的相互穿插，使得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忧伤，就连那冬天里摇曳的枯枝或是雨天朦胧的街景都有作者所说的“呼愁”的气质。 奥尔罕的书中所出现的男主人公都有着苍白的面颊，忧郁的眼睛，瘦高的个子。这个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有清晰既模糊的图像，我深爱这样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我的身边就有一个本该存在于书中的人。

记忆的花园，城市的谜题
年轻的律师卡利普（Galip）回到家，却发现爱妻如梦（Rüya，在土耳其文是“梦”的意思）不告而别，因此他开始各处寻找她的下落。卡利普与如梦是堂兄妹，从小青梅竹马，他怀疑妻子是回去找她的前夫，或者与她的同父异母兄弟耶拉（Jelal）在一起，耶拉是媒体名人，在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大家争相传诵，而且在有关城市的书写里，处处留下各种宗教、政治、哲学、历史、地理的符码，透露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顺理成章的，卡利普不断从耶拉的旧作及稿件中寻觅爱妻的踪影轨迹，在伊斯坦布尔各角落出没，甚至住进耶拉的房子，成为他的代言人，直到他呼唤爱妻的文章引出耶拉的老情人及其善妒的先生，终于逼使耶拉在三四角恋爱的谜情关系里遭到枪杀，而同行的如梦也被流弹射中，香消玉殒。然而，故事并不如此简单　便结束……
《黑书》（原文作Kara Kitap，1990年出版，英译1994年，于2006年又推出新译本）受到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及博尔赫斯的魔幻侦探小说（如《死亡与罗盘》）的影响，大致是有迹可寻，尤其斯特恩在他的小说里即以整面“黑”页去表达“不可解释”、“无法理解”或“离奇死亡”，而且小说里主角与叙事者托比叔叔的辩证结构，及情节不断节外生枝的百科辞典式援引各种看似不相干的故事，在很多细节上均令《黑书》的读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过，更显而易见的是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或博尔赫斯的一些短、中篇小说，涉及文学与真实世界、多重叙事观点、无以决定的结局或俨然并未发生的灾难等这些“后现代”小说技巧。但是，这些影响都比不上伊斯坦布尔在作者帕慕克身上所累积、沈淀的碰撞、雕砌及铭记作用。据他上次（2004）来台湾与我访谈的过程中坦称：《黑书》有很大的成分是自传。
2004年，他来新竹演讲，我便预测他会得诺贝尔奖，果然他在2005年入围，但因为政论争议（公开谴责土耳其政府迫害屠杀百万亚美尼亚人）而失之交臂，2006年终于有了迟来的正义，瑞典学院以“在追寻故乡的忧郁灵魂中，发现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新象征”盛赞他的文学成就，可说实至名归。他的成名之作一般是以《我的名字叫红》为代表，但是他的几本近作其实更能道出土耳其在新旧转折、东西交界之间的变异、扭曲与调适，尤其在《雪》、《伊斯坦布尔》，作家的现身说法痕迹可说俯仰皆是，而这些面向早已深植在《黑书》里，也因此不少读者均公开主张《黑书》是帕慕克最好的作品。
虽然书名以“黑”为准，其实色彩、声音之缤纷、故事之错综，从第一章起便令人目不暇接：如梦是在“甜蜜而温暖的黑暗中”熟睡，但其床单、被褥与周遭的一切其实都丰富得让卡利普无法掌握爱妻“脑袋里此刻正上演着何种美妙的事件”。这一幕写活了所有夫妻彼此之间的好奇、猜疑与迷情，而且也富神奇的自传意味（帕慕克的父母结婚二十五年，最后终于离异，而他自己最近也与结发近二十年的妻子分手）。在如梦“梦境”的记忆花园里是什么呢？“别想，别想！如果你想，你一定会醋劲大发。”当然，越去压抑，醋意越是一发不可收拾。整个故事也是在此一基调之下展开，同时不断围绕一些卡利普最为熟悉的亲友、城市及历史去铺陈。
在结构上，整本小说共分三十六章，每一章均以一个或两个引言开始，且与叙事体产生若即若离的辩证与呼应关系，这种对位安排，如在单数章，大致围绕着卡利普的思想、记忆与境遇，而偶数章则以耶拉的专栏内容及引发的论述作用去发展，可说一动一静，富于外延与内省之张力，同时也与卡利普的寻寻觅觅，由失落自我到坐拥或取代他人之书写，乃至与叙事者“我”（耶拉与作者本人）呈现多元位势的交错、汇合。事实上，不只卡利普与耶拉的认同关系极其混淆，卡利普的老同学与旧识也告诉他：她常认为自己是如梦。耶拉在他的专栏中更与土耳其的许多军事政变、革命、暗杀、阴谋、迫害、秘密警察及各种监督、检查单位形成神秘的先知、预防或共谋、背叛的关系，在想象与真实之间摆荡。因此，《黑书》的主题可说是叙事认同、文化记忆与虚拟现实的问题，而在种种的叙事认同的纠结之上，更有帕慕克本人与卡利普或耶拉的彼此融合之处。毕竟帕慕克早期修习过新闻学，也在大家族中成长，其描述的家族小区生活，乃至他所熟悉的城市百态，在这部小说里确实有着难分难解的交织。
故事从卡利普的童年开始，不过，谜题及无法解开的空缺、缝隙、真实比那种中规中矩的直线叙事要更加曲折、神秘，如卡利普从小便读耶拉的专栏长大，但耶拉似乎并不比他年长，而卡利普对如梦的爱慕一直未断，但中间有一大段却是空白，因为如梦曾经嫁给他人，之后又离婚，“前夫”是谁，何以如梦会如此选择，在叙事体里却没清楚交代。小说的结尾是王子说书，之后是卡利普及如梦追忆往事，俨然如梦在前面三十四章的活动完全不算数，可算是极其扑朔迷离。
第六章的班迪师傅所制造几可乱真而且似乎比现实人物更加真实的“假人”，可说是帕慕克在《黑书》的叙事认同最具象征意义的段落。拟态化身的“民间艺术”一方面道出叙事与社会对应模仿关系，另一方面则凸显土耳其在“西化”或“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纷纷“披上”西洋外衣，“相信自己也跟着变成了另一个人”，崇拜舶来的程度已经到了抛弃传统，“重新做人”的地步：
西化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男士们抛弃土耳其毡帽，换上巴拿马帽，女士们则剥下面纱，蹬上高跟鞋。
当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当“土耳其人”了，他们想当别的。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大力提倡穿着正式服装、剃光胡子、改良语言的发音和字母。另一位商店老板则简洁地指出，他的客户其实不是要买一套衣服，而是要买一个梦。他们真正想要购买的是一个梦想，希望能变成穿着同一件衣服的“别人”。
假人的姿势因而构成了土耳其的本质，也随着这种风潮，所有一切都变了样，失去了他们的正统纯粹，人人变得同一个样子印出，仿佛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儿子和父亲所谓人类最伟大珍宝的姿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化，消失，仿佛听命于某位看不见的领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从某个不知名的源头模仿而来的动作。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当父亲与儿子开始着手制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该死的电影！儿子失声大喊。这一刀两刃的写法，刻绘出现代化之后土耳其的四不像的骇怖、凄恻及荒谬。当然，假人只是个文化创意的小规模民俗玩意，最可观的西化影响及其认同则主要来自欧美电影。《黑书》到处弥漫当代西方影像的情节、人物：
那些该死的电影一匣匣从西方运来，在电影院里每个小时轮番放映，影响了路上的行人，使他失掉了自己的正统纯粹。我们的同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抛弃自己的姿势，开始接纳别人的。我不打算重述儿子的每一句话，他极为详细地解释父亲的愤怒，义正严词地指责这些新潮、矫作、荒诞可笑的动作，一笔一划勾勒出所有精雕细琢的举止，和扼杀我们原始纯真的暴力行为：哄堂大笑、推开窗户、用力摔门；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这些后天习得的做作动作--点头颔首、礼貌的轻咳、生气的表示、眨眼、推诿客套、扬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从电影学来的。
也就是在这种现代或在西洋影像中有样学样的镜像阶段（mirrorphase）里，卡利普以多种拟仿的混合叙事认同，去把耶拉、他笔下的城市及其事故，一一加以内在化，产生荒诞的新身份，增添了新的感官领悟及知觉，同时接到耶拉的粉丝来电，最后才发现原来这位读者知音其实是不断监督他、怀疑妻子与耶拉有外遇的善妒丈夫，到故事进入尾声之时，也是因为他的枪击，耶拉与如梦均送命身亡
小说中《艾丽斯镜中奇遇》或许多传统的故事也不断进入错综的叙事认同结构中，通过名字与人物的转换，或商店（阿拉丁）、戏院的信息意象，乃至电话、地图、报刊、公交车……无不把未来不相干的整个串连起来，尤其将历史记忆与个人欲望汇流，耶拉在报纸专栏为大众解梦，读者与他因而一起梦见无数相同的梦境，而且在在另一个深夜里，专栏作家回首过去的时光，试图攀附住一根记忆的枝丫，陡然间他想起一段过往，自己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度过骇人的一天：我的整个身体，整个人，欲火焚身地想要亲吻某个人的唇。
在此一不断扩充的叙事认同结构中，卡利普与耶拉与其他人（包括帕慕克本人）均整个交织、带动了情节发展的驱动力，而且此一叙事结构背后隐约与伊斯兰神学及土耳其所遭遇过的战争历史息息相关，一如大帕夏所说，所有符号均指向神谕，我也和所有人一样，立刻明白你就是他（大帕夏开始说话）。我心知肚明，毋需仰赖任何有关你的神谕、天空中或古兰经里的征兆，或是字母和数字所显现的秘密--这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当我看见群众脸上的胜利狂喜与欢乐时，我立刻知道你就是他。而且这些日常生活的作为又与内外圣战密切纠缠：我们要对抗的不只是'外来的'敌人，那些内在的敌人又怎么办呢？那些造成我们一切穷苦与折磨的主事者，那些放高利贷的吸血鬼、那些躲在人群里伪装成市井小民的虐待狂，他们难道不是罪人吗？你很清楚，只有通过发起对内战争以抵抗内部敌人，你才有办法给你苦难的弟兄带来幸福与胜利的希望，不是吗？接着，你一定也明白，你的战争，是没有办法靠伊斯兰的圣战士来打赢的，必须在告密者、拷刑者、刽子手和警察的支持下，才赢得这场内战。绝望的大众必须亲眼见到造成种种苦难的犯罪者，才会相信打倒这个人将有机会为人间开创一片天堂乐土。
在帕慕克的笔下，警察、军队、政府、宗教及官僚检查机制均有其既具暴虐、可笑而又与百姓之嗜于被虐待的惰性或反动性格，彼此互为因果，持续强化其历史与政治梦魇。某种程度上，这些描述其实预告了帕慕克后来因为直言无忌所招惹的政治迫害及法律诉讼，也因此让土耳其在人权上有了污点，迟迟无法被欧盟接受。他对警察的酷异观察可说是所有第三世界均感同身受而又苦于不敢明讲或暗讽的，尤其针对领导者往往通过抄袭的方式，将他人的意见窃为己有：
有趣的是，三年前当他政治生涯最为活跃时，他曾以化名发表了一些全球分析，如今却听见总理一字不漏地复述他当时提出的政治解决办法。可以想见这些人士手下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情报单位网络，负责清查国内所有出版品，再冷僻的也不放过，然后把有需要的信息呈报上去。
不但媒体与政治之间有微妙的检查、共谋或遭官方全面挪用，而且，媒体其实与欺骗、国家的操弄，似乎是一体两面：我杀你是因为你诱拐了我们所有人，整个国家，你骗了我们，你用哗众取宠的题材、暗示性的修辞、一针见血的文笔作为伪装，掩盖住你无耻的梦想、可笑的恐惧和随性所致的谎言。也因此玛哈姆说他有正当的理由去公报私仇，将枪杀耶拉这一报界名人及妻子的男友，视作是为大众报仇，以便国家可从虚假的妄想梦幻中重新苏醒，忘掉以往的错误：整整一星期，我搜遍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寻找你的踪迹，终于明白唯一的解决方法：这个国家和我必须忘掉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是你自己写的，我们最终要抛弃所有作家，经历他们最初的殒落到最后的葬礼，直到他们永远沈睡在遗忘的无底深渊。不过，反讽的是耶拉的专栏也道出秘笈，是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不断拉开另类的第三空间、黑暗角落，带领大家进入客观与主观之外的世界，穿过了虚伪，提供种种神启般的线索，是在这种多重的体悟下，卡利普在镜像阶段，不仅看到文字的含意及别人的面具，而且也将之普遍化，去重新体会记忆之中所有过往的悲伤。电影则将这种脸孔、文字及世界的含意作了无穷的延伸与拓展。
通过这种方式的拾荒文字记忆及历史残留痕迹，叙事者将博斯普鲁斯海峡所连接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过去、自我与他人、虚构与真相，整个挖掘出来加以从内引爆或重新寻梦：海滩上的拾荒汉，过去靠捡拾被巨浪冲上沙滩的锡罐和拜占庭钱币讨生活，如今他们将发现别的东西：像是咖啡磨豆器，多年前被洪水从滨海区的木造房子里拖出来，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上面的布谷鸟已长满苔藓的咕咕钟；以及贻贝包覆的黑色钢琴。到那时候，有一天，我将会钻过铁丝网，溜进这个新地狱，去寻找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
这种历史记忆与文字之谜的汇通，大概是帕慕克最为可观的面向，特别他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及许多欧美电影、小说的历史场景一一搬出，与伊斯坦布尔的男女感情或人际纠葛彼此交错，让《黑书》的每一个章节、段落都充满了文字谜题与神妙解答。要进一步去体验，得要读者自己去打开这本小说了。
世纪文景供稿本文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